秒速赛车注册:将死刑起刑年龄降低至12岁

  秒速赛车我们讨论的是降低死刑适用年龄是否能降低青少年犯罪率,而不是是否降低刑事责任年龄。这不是同一个问题,后一个不予讨论。

  贝卡利亚(刑法学祖师爷)曾经曰过:“刑罚的威慑力不是来自其严酷性,而是因为其不可避免。”

  公众期望恶性犯罪不要发生在自己身上,当然是很正常的。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而言,我们必须要承认,我们这个时代的科技或者政府管理水平,远没有达到绝对的水准。

  比如癌症,即使你的生活习惯再健康,它仍然有可能发生在你身上,这是不能完全避免的,因为这是人类的基因的问题。同样,人类复杂社会更复杂,有些是天生犯罪人(龙布罗梭论),有的是精神异常,秒速赛车注册:将死刑起刑年龄降低至12岁是否能降低青少年犯罪率?有的是利己主义者犯罪。所以,免疫恶性犯罪,至少在现在的人类治理水平的程度下是不可能做的到的。

  刑罚的严酷程度其实与犯罪率的相关度较小,而与管理的有效性相关更大。我们举个例子,犯罪最为猖獗的时代往往是乱世(如北洋时期),当地统治者往往会采取远超今日的残酷刑罚,如西北三马就采取过“点天灯”的刑罚,但是其治安水平远不能与今日的西北相比。我想大家冷静想一想就知道为什么。

  大多数犯罪人在进行犯罪或策划犯罪时,消解其规范心理的不是“我可能会判的很轻”,而是“我可能会逃过追捕或免责。”

  注意,在所有的犯罪种类中,公众较为关注的杀人、抢劫、绑架等恶性犯罪,其实只是占了犯罪总量的一小部分,实际上中国是世界上恶性犯罪发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,但并没有计算一般犯罪(如诈骗、盗窃等)。

  恶性犯罪是不同情况的,人类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规范都是“内在视角”(哈特论),但恶性犯罪的犯罪人往往是“外在视角”。用老马的观点来说,就是此人向全社会成员开战了!

  他犯罪的欲望(指的是事前事中,而非事后)压过了他对生死的考量,他对社会规范的唾弃使他根本不屑于援引,所以此时的刑罚规定是死是绞还是磔,秒速赛车注册:对于他而言都是没有意义的。

  大家可能很难理解犯罪人的心态,因为你们用的是“内在视角”,想当然地用了一个模型:像做生意一样,犯罪人衡量犯罪收益与犯罪成本,若增大其犯罪成本就会降低其犯罪欲望。但根据刑法学和犯罪学实证,犯罪模型并不是如我们想象的一样。

  实际上,犯罪人的“理性”止于被抓住,也就是说他们确实会衡量成本收益,但是这成本只包括策划犯罪到跑路的过程,并不包括被抓捕后会如何。至于被抓捕后如何装可怜忏悔,那是由于被抓获导致的,此时的心态对与当初犯罪动机萌动毫无影响。

  假设明天我们国家的法秩序崩溃了,你会去杀人吗?我想任何一个心理健康的社会成员都会说否(说会的赶快去看心理医生,可能是心理疾病,不是开玩笑!)。

  因为人类社群的维持不是以暴力为基础的,而是以利益为基础的。即使国家不存在了,你也会和你社区里的朋友一起讨生活,因为你知道一个人在大自然里是无法生存下去的。

  所以,你对自己的要求(我们把他称之为良心)绝不只限于不杀人这么低端,而是谋求更加广泛的合作,想想大草原上的动物。而当你这个社群太大,互利模式无法生效了,你才需要用拳头教训别人明白规矩。

  让我们再直白一点吧,如果一个社会大多数成员都要用刑罚才能维系的话,这种社会是不存在的,或者说只能存在很短的时间,犯罪者(公意意义上)永远是绝对少数。

  原因是人类文明最大的秘密:人类语言的不确定性。没错,人类语言是具有开放结构的,所以高华说世界上最大的权力就是解释权。

  A把B捅死了,A是杀人吧,没毛病。A扔了一块石头,不小心把B砸死了,是不是杀人?这里头名堂就大了,如果A是解释者的亲友,那就不是;是仇敌,那就是板上钉钉的杀人了。

  久而久之,我们发现两个问题:一、谁说了算?(司法权)二、怎么说才算(审议权)?

  于是我们掏出香烟盒,把一条文字写在上面:只有最年长的人说了才算(法官),然后要经大家投票同意(陪审团)。这就是哈特所谓之次级规则,即初级规则(刑法)的程序性规定。

  法官屡次对事件进行裁判,公众进行投票(依照公平的观念),逐渐有些案件被定为杀人,有些却不是。最终有一个聪明人,总结了诸多案例,然后提议把一条规则写道香烟盒上去:“故意的、导致他人非正常死亡的,是杀人。”公众同意,于是此人为法律家,由他来解释初级规则(古罗马法律起源)。

  一开始,凡是犯罪都杀掉了事,都后来法律家发现问题不对了。A偷了B一块猪肉,C放火烧死了D、E、F、G。结果A和C都被砍掉了脑袋。之后,只要社区里有人骂人或顶撞了法官,他马上就变成了穷凶极恶的匪徒。

  社区遭受了巨大的损。